世界麋鹿保护史上有四座里程碑。第一座里程碑是清朝乾隆皇帝，他保存了麋鹿这个物种。麋鹿数量在商周时期达到顶峰，后来不断减少，到了乾隆年间野外麋鹿所剩无几，绝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中。乾隆皇帝在位59年，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相传他的父亲雍正帝在外打猎，获得一头雄麋鹿，喝了鹿血后热血沸腾，与一山野村姑生下一男孩，这就是后来的乾隆帝。乾隆帝对麋鹿情有独钟，他不仅是一位勤政的国君，而且对保护野生动物也有独到见解。他花费了38万两白银将明代留下的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的土墙改成砖墙，并增设了13座角门，使南海子成为一座范围广大、设施完备、技术成熟的皇家园囿。当时古南苑的具体范围现在仍可通过散落在北京城南的一些相关地名依稀可见。为保护南苑内以麋鹿为主的珍禽异兽，朝廷除了严禁百姓涉足外，还设置了正四品的郎中总尉专门负责管理，采取了多种养护和建设措施，主要是栽种树木、花卉和水生植物，限制开垦土地。为清除苑内狼、狐和猛禽等食肉动物对珍禽异兽的伤害，每年冬天乾隆皇帝在围猎时也都亲自将这些动物作为主要的捕杀对象，称之为“打狼围”。同时还制定了具体的奖罚制度。在他之后的几位皇帝都沿袭了他的做法。经过200年左右的管理和运作，南苑内鸟兽兴旺、草木葱郁、环境优美，麋鹿数量也得以迅速增长，清史记载，当时苑内麋鹿数量已达数百头。
第二座里程碑是阿芒·大卫，他科学发现了麋鹿。正是他把麋鹿从自然保护、科学研究的角度推向全世界。阿芒·大卫是个酷爱自然和探险的人，36岁时被法国天主教派到中国来。他有个中国名叫谭征德。除了传教外，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中国内地3次科学考察上，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在动物标本收集、分类命名和生态描述等方面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不仅“发现”了大熊猫、金丝猴和珙桐，而且还“发现”了麋鹿并获得麋鹿标本，使其影响达到了顶峰。1865年，阿芒·大卫在北京天主教工作期间，他听说南苑内有许多珍禽异兽，这引起了他浓厚兴趣。于是他找到了一次机会，躲过哨兵爬上了围墙，他在众多动物中发现了过去从未见过的一种鹿，立即意识到这一鹿种极可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怎样获取麋鹿标本他费尽了心思。终于在1866年一个寒夜，他以20两纹银换取了两张麋鹿皮和两具头骨。之后这些标本被寄往巴黎自然博物馆，同年经米尔恩—爱德华兹主任鉴定证实了这群鹿果真是一个新属新种。从此这种绝灭于中华原野，身藏于皇家禁苑，世人未识的国粹动物以大卫鹿的称呼轰动了欧洲。当初定名的模式标本，至今仍收藏在法国自然博物馆。
第三座里程碑是指英国贝福特家族，他们保存了麋鹿物种。自1866年，也就是大卫将麋鹿公布于世后的若干年里，圈养在皇家猎苑内的麋鹿被英、法、德、比等国先后掠走，分别饲养在欧洲各家动物园里。但由于当时对这种动物的生态习性缺乏了解，有的在运输途中死去，有的是因为饲养面积太小、饲料单调，有的勉强活了下来，但繁殖又不理想。第一、第二代还过得去，到三代以后逐渐退化，最后不育而绝种。1894年—1901年，英国公爵贝福特十一世果断购买了残存在欧洲的18头麋鹿，并放养在自然环境和北京南苑差不多的英格兰乌邦寺庄园内。庄园内开阔的草地、稀疏古老巨大的橡树、稠密的人工林以及大小不一的人工湖，给麋鹿创造了和谐的自然生活环境。据贝福特的档案资料记载，在最初的18头中，只有来自巴黎的1头雄麋鹿和少数雌麋鹿有繁殖能力。也就是说，现在全球6个洲23个国家和地区209个饲养点麋鹿全是这18头甚至比这更少麋鹿的后代。
第四座里程碑是中华麋鹿园，它壮大了麋鹿种群。中华麋鹿园在麋鹿保护方面创造了三个“世界之最”：面积最大；种群数量最大；最大的基因库。近30年来，经过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和保护区全体职工的不懈努力，科研保护、生态旅游事业全面发展。中华麋鹿园已经成为一个传播人类绿色文明的基地，同时又是增强人们生态环保意识的窗口和培养青少年热爱自然的绿色课堂。
